紧张、不安、孤注一掷般的期待。中国人“望子成龙”的心态，在每年7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。
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，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、中学，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，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。
盛夏酷暑的7月，最火爆的话题是高考与教育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。今年的高温是超常、灼人的，今年讨论的热度也超过往年。发生在湖南郴州、广东电白等地的大面积舞弊案，既耸人听闻、又发人深思。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，为考生服务的饮料、保健品、出租车、宾馆房间等等，生意是多么兴盛，我由此得出一个聊以自慰的结论：我们中国终于有了一项自己独创、领先于世界的产业：高考服务产业。
我曾在欧美一些国家呆过，在升学考试期间和平时观察过学生与家长的行为举止。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我们这样的紧张、不安、孤注一掷般的期待。中国人“望子成龙”的心态，在每年7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。当然，这种以年轻一代的前途为中心，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求上进的思路，又包含着可以理解，甚至值得敬重的成分。
每年高考前使人提心吊胆、令人焦灼不安的气氛，考生和家长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，以及揭榜后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的局面，使得高考制度成了备受批评与责难的对象。
确实，要从科学性、公正性等各个方面质疑这个“一考定终生”的制度，是太容易了；把这个制度称之为现代科举制度，从原则上说也没有太大的不妥。中国的每一位学生、家长、教师和校长都知道，不管教育的目标、方向说的是什么，考生在高考中成功与否，才是普遍中学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。
如果最终未能考上大学，那么成千上万的高中学生费力费钱，辛苦3年是为了什么？他们在3年前挤破头要进重点学校是为了什么？在高考这个最终标准面前，素质教育成为空谈，分数挂帅、题海战术等等备受谴责的举措不言自明地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。
确实，高考活像一头令人生畏的怪兽，它使学生、家长、教师胆战心惊；它又像一架无情的机器，把青年学生的活泼与情趣碾得粉碎。我坚决主张，目前的高考制度必须改革。
同时，我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，对高考制度的改革，是在承认其基本框架合理的基础上争取改善与改进，而不是革它的命。我还想指出改革高考制度的难度：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各种大变革的提议，绝大多数不是耽于幻想，就是失之于不可操作。总之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彻底替代的方案。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种种弊端的制度，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。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。
比如，有人提出，高考成绩只能是决定性因素中的一项，平时的成绩、表现，学校或老师的推荐意见，也应加入进来作为考虑因素。这种主张原则上是对的，但具体考虑如何实施，问题就多了。以目前的道德水准、社会风气、部门利益至上的作风及地方主义、哪一个班级哪一个学校、哪一个地区不会拼命给自己的学生以高分？能设想有多少家长不会给老师、学校拉关系、送礼品，以求得最佳推荐评语？
今年7月，传媒报道了多起高考舞弊案，考试作假卷入的人数之多、组织之严密，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，使人们大为震惊。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案件之后，我仍然想说，相比较而言，高考仍然是中国较为干净的一块地盘。我很少看到，在其他问题上，社会各界有像对高考的纯洁性那么严格的要求，传媒有这么密切的监督，政府有关部门有这么快捷的反应，案发后人们有这么强烈的震惊与关注。相比而言，现在对考试舞弊的查处，恐怕已不如封建时代。我从鲁迅的传记中就知道，他父亲因涉嫌科举时贿赂主考官，差一点掉脑袋。无论如何，人们对于高考的公正性，可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。
我觉得，中国的应试教育，分数挂帅，就教育本身而言是负面的，但在当今中国特定的情况下，超出教育之外，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起了调节和补偿社会公正的正面作用。不少农村考生认为，高校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，对于天生低城里人一等，不能求助于权势和金钱来改变地位的他们，无异于生活中唯一的希望。只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不结束，农村学生对应试教育的肯定就不会让位于更高明的教育理念。
今年的高考作弊案，显然是各地种种考试作弊现象中的冰山一角。如果不是平时作弊的普遍和习以为常，就不会有高考作弊的如此猖狂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作弊和教育中的其他一些弊端一样，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品德问题，而是某种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下大面积、体制性产生的问题，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。
今年7月16日，我和几位学者在中国行政学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教师相聚，在《教师之友》杂志和“中国基础教育网站”编辑的主持下，探讨中国教育的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。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周老师，会议的主题长久围绕着他提出的话题进行。周老师的发言和《教师之友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表明，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，这就是：体罚与作弊。
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，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。挨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，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内容达到上千遍，写不完就打。除了一般的敲脑袋，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，例如蹲马步、踩冰水，在雪中爬、睁大眼睛看太阳，等等。
据周老师介绍，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，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老师不但默许，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。
为什么会这样，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，都失去了爱心？情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。不论是打骂，还是纵容，甚至教唆作弊，目的都只有一个，提高学生的分数。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，是为了学生好，而实质上，是老师们不得不为，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：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，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、及格率、优秀率。
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、满堂灌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，于是，考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。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搞数学，英语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。较为文明、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，等着下岗。
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，相互间竞争的手段，在分数和什么“率”的威压下，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，以及人格尊严，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为了把分数和什么“率”搞上去，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，学生会做就睁只眼闭只眼，学生不会做就暗示，甚至教导。
学生要高分，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。说到底，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高分。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，各种匪夷所思，有悖教育宗旨，甚至伤天伤理的事都发生了。这即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，也是体制问题，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：“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，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，憎恶学习。”
周老师还告诉我们，当地的基层行政官员，不少是从教师中提拔的，他们的水平和好恶，对学校的状况大有影响。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则是：“不会代课的当校长，当不好教师的当镇长。”
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，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、中学，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，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。
从80年代中期起，我常有机会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学校作访问研究，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有一些初步印象。我也曾留意国外的中学教育，对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形成了一点感性认识。我觉得，中西教育差别，就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一样深刻而源远流长。
在牛津，我的第一个印象是，这里的专业划分相当粗疏，讲究博与通，是可能工具型，而不像我们那样是专用工具型。比如，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是哲学专业，本科生则叫做“PPE”学生，这是指攻读哲学－政治学－经济学（philosophy－politics－economics）的学生。在结束本科，念研究生时再专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一种，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。
在牛津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选修哲学课程，虽然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日后会以哲学为自己的专业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强制，中国的大学生中决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听哲学课。
牛津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，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致认为，相比而言，西方学生动手能力强，而中国学生书本知识、理论知识多。遇到做实验时，往往是中国学生问他们，而涉及到书本知识时，则是他们请教我们。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告诉我，他粗略统计了一下，他在大学本科所学的课程门数是英国学生的3倍以上，其中一些科目相当冷僻。他说，他的中国老师要提职称，要凑够教学课时数，于是各显神通，什么课都开，他们只好拼命学，其用处就是到牛津来让英国学生大吃一惊。
一般而言，西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于中国学生。我们看重的是现存的知识，他们看重的是会不会出主意，不论是学生、教师还是研究人员，他们挂在口头，常常赞扬的就是说某人有“idea”。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：“你认为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？”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：“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。”
当我于1999年重访牛津时，我临时被聘为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导师，终于体验到了当一个优秀学生的老师的喜悦。这是典型的牛津导师制教学。我每周给学生指定阅读书籍与论文题目，然后面谈，讨论。这个学生在论文和讨论中的表现常常是令我惊喜参半，许多我急欲表达的看法，都被她抢先表达出来了。她虽然并没有达到“教给我一些东西”的程度，但让我在教学时思想大大地活跃起来。学期结束时，我在这门课程上给她记了一个A，与我同办公室的英国同事委婉地暗示我，给A是否太高了，我于是顺手在A的右上角加了一个减号。我猜想，很有可能，英国教师对于这样的学生是见惯不惊的。
当我在访问牛津大学之后访问一个美国私立大学的图书馆时，我对西方教育重视技能的印象更深了。如果说，中国大学的重心在课堂，那么在美国，图书馆至少和课堂是平分秋色。在该校，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重头戏安排在图书馆，课程很重。学生在这里学习使用计算机，查阅文献，下载材料，学习讲演和写作。从写一般的作文到撰写学位论文，从搜集材料，组织材料到立论和制作索引，都有专门课程，也有专职人员在图书馆值班，随时辅导。
当然，西方的教育并不是处处比中国强。以我在80年代的观察，除了极少数很有抱负的学生，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逊于中国学生。以至在美国，许多年轻人不把进大学当成去读书，而是去“过校园生活”——这意味着球赛、聚餐、交异性朋友，等等。另外，西方家长愿意花在子女身上的精力、时间和金钱，比中国家长要少得多。依我的标准，西方学校对学生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，很少强制，你是天才靠自己奋斗冒尖，你不求上进，甚至自甘堕落，也是咎由自取。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的儿子吸毒，来管的是警察，如果在中国，恐怕班主任、校长都有干系。中国的教育强制成份重得多，学生的表现、成绩，总要符合家长、学校、社会的要求。
从古至今，教育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教育与个人的人格发育、品质形成、知识增长有关，也与文明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有关。中外大哲学家、思想家往往也是大教育家或教育理论家，这方面的例子有孔子、柏拉图、卢梭、杜威、罗素等等。
古典教育以人为本，但什么是理想的人，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。罗素曾经论述说，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，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福的立场上。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；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；学校和教师要在竞争中凭借学生来为学校增添光荣；作父母的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光耀门楣。
自近代工业化以来，教育开始平民化，其目的导向是培养实用与工具型人材。对广大受教育者，是解决他们求职谋生的问题，对于社会，是要提供各行各业的适用人材。这种教育方针一直受到批评，今天在中国，也有不少批评意见。依我之见，这是一个程度问题。以人为本没有错，但人要谋职求生，也是一种根本。
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科技化、功利化的时代，个体和整体的生存竞争压力，已经使教育过分地实用化与工具化。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，审美情趣正在急剧失落。我认为，在21世纪，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在高科技的专门知识与人文、道德、历史感两方面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如何满足这种要求，是教育的任务，这关系到亿万人的福祉，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地位与前途。
